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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侵权诉讼的调研报告——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20年来受理的新闻侵权诉讼为研究样本
来源:朝阳区法院网    发布时间:2012-10-10    次阅读

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没有对新闻侵权责任进行专章规定,但近年来新闻侵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和建立新闻侵权制度的紧迫性仍然受到广大媒体、学者、司法界的重视和讨论。一方面,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大幅度提高,对自己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的保护意识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媒体疾呼舆论监督体制的建立,在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背景下,要求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如何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下,寻找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一直是我国目前新闻侵权研究的聚焦点,也是司法裁判的关注点。

本文将新闻侵权行为限制在包括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在内的任何一种可以广泛影响大众的传播中介的主办者及它们的作者、信息提供者和其它相关人,通过传播上述媒体的内容侵犯公民、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格权的行为。对于新闻侵权涉及到的侵犯著作权等情况,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一、朝阳法院近20年来新闻侵权诉讼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基本情况

朝阳法院相对其它地区的基层法院而言,受理的新闻侵权案件数量较多、类型较新、部分案件对如何确定新闻侵权责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1991年至2010年底,朝阳法院共审结新闻侵权诉讼393件。其中,1991年2件,1992年6件,1993年3件,1994年7件,1995年18件,1996年13件,1997年11件,1998年10件,1999年20件,2000年21件、2001年25件、2002年48件,2003年19件,2004年20件,2005年17件,2006年19件,2007年24件,2008年37件,2009年42件,2010年31件。

上述393件案件中,涉及侵犯名誉权的案件324件、肖像权49件、姓名权8件、荣誉权6件、名称权6件。从结案方式来看,上述案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有231件,调解结案的40件,撤诉107件,移送7件,裁定驳回8件。

(二)主要特点

从朝阳法院近20年来受理的新闻侵权诉讼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开放,诉讼呈现出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特点,如诉讼数量缓步增长;侵权责任的主体由报刊、电台拓展到网络媒体;公众人物的侵权诉讼数量增多;受害人索赔的数额越来越高等。朝阳法院在审理新闻侵权诉讼时,发现这些案件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侵权诉讼主体的特点

首先,从原告的主体构成来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逐渐加强。新闻侵权诉讼的主体不再限于明星这样的公众人物,而是有更多的“小人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人格权利。如朝阳法院审理的孙某名誉权纠纷案,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孙某共起诉立案10件,涉及10个不同的侵权行为主体。而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作为原告的案件比例达到22.56%,这也契合了某学者所形容的新闻侵权纠纷“四次浪潮”中存在的“工商法人告媒体”阶段。 在朝阳法院审结的案件中,也有国家机关作为原告起诉媒体的特例,即2003年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委员会诉《劳动保护》杂志社名誉权纠纷。

其次,从被告的身份情况来看,存在如下特点:首先,从2002年高晓松名誉权纠纷开始,朝阳法院审理的新闻侵权纠纷开始出现网络侵权,并且网络公司作为侵权责任主体的案件数量逐年走高。网络媒体由于存在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逐渐成为新闻侵权的“主力军”,例如著名的人肉搜索第一案 ,金巧巧诉宋祖德名誉权纠纷 。其次,在朝阳法院审理的新闻侵权案件中,24.25%的原告将新闻作者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 以转载者作为共同被告或者分别起诉转载者的情况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网络侵权中,转载网站往往大批量地被诉。

2、新闻侵权诉讼的客体特点

新闻侵权诉讼的客体指的是新闻侵权所侵害的具体人格权。在我国,确定新闻侵权客体原则上适用《民法通则》第120条,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都可以成为新闻侵权的客体。从上文统计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以媒体侵犯名誉权诉至法院的案件占绝大多数。另外,审判实践中部分案件实质上侵犯的是隐私权、信用权等其他人格权利,但由于法律认识以及现有法律规定的局限,我们将其并入名誉权或一般人格权的案由中进行了审理。

3、新闻侵权行为的特点

(1)新闻侵权行为的形式。新闻侵权行为的形式具体包括写作、发表、编辑、出版、转载等。由于新闻侵权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传播行为,因此作者在写作完毕后,如果不发表则不能构成新闻侵权,公开发表在一定的载体上是新闻侵权行为的应有之义,这也就意味着新闻侵权只能以作为的方式作为其基本形式。例如,在朝阳法院审理的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诉法律服务时报名誉权纠纷一案中,朝阳法院认为被告将其撰写的文章在刊登之前函送有关单位,目的是为了文章内容得到进一步确认和落实,在北京地铁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被告回函后,被告已表达了将对文章内容再次修改和求证的态度,这一过程是新闻调查中的正常步骤,而不是以公开散布为表现形式对相关主体的名誉侵害。据此,驳回了原告认为该文构成名誉侵权,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转载媒体已经明知所发表的文章构成侵权,仍不作为导致损失扩大,该媒体也应构成侵权,承担民事责任。

(2)新闻侵权行为的方式。从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意来看,新闻侵权行为一般可以划分为以下种类:(1)侮辱。用恶毒语言或举动损害他人人格,一般不包括具体的事实,一旦涉及到事实,也并非虚构或捏造的事实。(2)诽谤。捏造事实,散布虚假的足以损害他人人格的言论。(3)公然丑化他人人格。

根据媒体新闻采写的特点及朝阳法院审判案件中体现的情况,侵权行为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1)不实报道。这又包括故意歪曲事实的不实报道和审查不严导致的不实报道。故意歪曲事实的不实报道不仅包括贬损型的报道,也包括某些褒扬型的报道。在褒扬型报道中,无中生有任意拔高,同样可能导致名誉受损,导致侵权;审查不严导致的不实报道包括对文字的审查不严,比如,2002年李某等人诉北京青年报社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在做《捣毁“法轮功”窝点纪实》的纪实报道时,错将三原告所住房屋的门牌号码作为法轮功窝点登载在报纸上,造成新闻失实,其主观并不具有恶意,但存在过失。 同时,也包括配图问题,配图不当也可能构成侵权。比如,2002年,北京南洋莱太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京华时报社名誉权纠纷一案,被告在报道中在文字上指明报道对象为女人街B区,但配发图片却采用A区的展台及摊位,从客观角度混淆了两个开办单位、经营后果等多方面存在不同的服装市场。最终判决侵权成立。 ;(2)评论不当。写作、编辑、发表的新闻事实基本真实,但文中有侮辱、诽谤人格的言词,足以造成人格损害;(3)过实报道或披露隐私。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揭露他人隐私,构成侵权。(4)转载不当。未尽审核义务转载造成人格损害,构成侵权;(5)未经同意采用照片,构成侵权。

4、新闻侵权民事责任形式的特点

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对一般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以上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新闻侵权有区别于其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有学者认为,新闻侵权适用的责任方式主要有以下六种:更正、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上责任方式中,赔偿损失一般被称为“财产责任方式”,其余的被称为“非财产责任方式”。

在朝阳法院审理的新闻侵权案件最终认定构成侵权的案件中,我们发现,法院认定构成侵权的案件里,合并适用责任方式的判决达到100%;适用“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判决达到100%;适用财产责任方式的判决达到100%。对于上述判决倾向,值得我们反思。此外,我们还发现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方面,呈现出数额逐渐提高,标准有所宽松的情况。

二、新闻侵权诉讼应适用的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分析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实质而言,体现的就是法律在平衡权利保护与侵权责任承担上的价值判断。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上规定确定了侵权责任的一般性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包括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共同构成了侵权责任的归责体系。

新闻侵权归责原则的争议,根本上还是源于对媒体表达、传播、监督权行使界限的争议。主张适用特殊归责原则的,认为新闻侵权应构成独立的侵权行为种类,其构成要件、归责原则、抗辩理由应有专门性规定。有学者指出,新闻侵权案件的审理应该借鉴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特殊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倒置的规定。 另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实际上体现了无过错归责原则,确认了以损害事实为确认侵权成立的原则。 亦有观点认为,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实际大多运用的是过错推定,即媒体需要对其新闻报道、评论行为的真实性进行证明,否则将推定其具有过错,构成侵权。

我们认为,《民法通则》并未规定新闻侵权为特殊侵权行为,新闻侵权仍应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处理,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此外,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上规定确定了名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其应适用于侵犯人格权案件的审理。新闻侵权作为侵权行为形态之一,也应适用以上规定,即将行为方有无过错作为侵权责任成立的要件之一。从朝阳法院审理的新闻侵权案件来看,在法律适用上,均以《民法通则》确立的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为原则,并依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在事实认定上遵循审查损害后果、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过错为要件,确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与否。

下面分别从各个构成要件的角度对朝阳法院审理的新闻侵权诉讼情况进行分析:

(1)行为的违法性。有学者认为,判断行为是否违法时,法官进行的心理活动主要还是伦理或价值判断,因此将这一要件表述为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可能更为准确。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行为人并未实施侮辱、诽谤等行为,但客观上仍然可能构成侵权。比如上文中提到的2002年李某等人诉北京青年报社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错将三原告所住房屋的门牌号码作为法轮功窝点登载在报纸上,造成新闻失实,虽然媒体没有实施侮辱、诽谤等行为,但客观上仍然由于其将门牌号而对原告造成了损害。审判实践中,违法性的判断主要是依据法律、法规对相关人格权利的明确规定,如判断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民法通则》第10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条的规定,是判断其是否违法的依据。

(2)损害后果。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损害事实的证明要求其实较为宽松,这是由媒体本身传播性强、受众面广的特性所决定。比如在名誉权侵权情况下,学者指出,考虑到名誉权的特殊性质和受害人承担名誉损害事实举证面对难以克服的困难,应该免除受害人对名誉损害事实发生的举证责任,而采取推定的方法确认损害事实的存在。受害人只须证明诽谤和侮辱性内容已经为自己以外的第三人所知。在这个基础上,法官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推定必然产生损害结果。这种推定属于事实推定的范畴。 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对于损害后果均应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确定,而无需原告举证。

(3)因果关系。由于对于损害事实并未严格要求,而是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去定,因此,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也是被弱化了的要件。从朝阳法院审理的新闻侵权案件判决来看,往往对因果关系不再进行严密推理和论述。

(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过错是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因素,反映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心理状态。过错根据其类型分为故意与过失。根据法律对行为人要求的注意程度不同,过失又分为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在新闻侵权案件中,新闻媒体是否有过错,主要是通过其对所发报道是否尽到法律规定的审查核实责任来认定,而不能根据“新闻报道严重失实”的结果来推定。因为造成新闻报道严重失实的原因可能多方面,比如被采访对象虚假陈述、被报道人自身有过错或者其他无法预料的原因,即使新闻媒体尽到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核实责任,也不可能全部避免。因此,强调只有在新闻媒体主观上有过错,即因其未尽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核实责任的情况下,致使报道严重失实,损害他人名誉的,新闻单位才构成名誉侵权。从新闻侵权以往的裁判来看,对过错程度的划分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成立与否,但会影响赔偿责任的大小。因为根据目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无论其是故意还是过失,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都应认定构成侵权。但在赔偿责任的承担上,过错程度将对民事责任的确定产生影响。

在确定归责原则的前提下,对于新闻侵权举证责任的承担,有学者认为司法实践中的情况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刚好相反,原告只需声称新闻报道在哪些方面失实,而证明没有失实的举证责任往往就由被告来承担。

对此,我们认为,从民事诉讼的证据理论来看,客观的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实质上是不同的概念。客观证明责任是法律事先预制的、当作为裁判基础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由负证明责任一方承担败诉风险的规范。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实质上是提出证据的责任。 客观的证明依据实体法的要件事实分配,是固定不变的;而对待证事实进行主张与举证,则有可能由于当事人举证情况的变化而转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实质上是对提供证据责任的描述。“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根据主张事实的性质不同,应遵循以下原则:即主张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消灭、变更的一方,应该对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消灭、变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消极事实一方,不承担举证责任。

以侵犯名誉权案件为例,实体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确定了原告应对被告行为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存在过错承担证明责任,在通过对以上事实进行举证后,法官仍未能对以上要件的成立形成心证,则原告承担败诉风险。在侵犯名誉权案件中,经常围绕着“媒体的报道是否真实”这一争议焦点。原告主张报道内容非真实,媒体以报道内容真实为抗辩,真实与否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应看事实的性质。主张事实不存在而媒体虚假报道的,自然由媒体证明事实之真实;主张事实真实存在而媒体虚假报道的,由原告证明事实之存在,以此确定媒体报道是否失实,进而确定媒体是否存在过错。以朝阳法院审理的权某诉北京青年报社名誉权纠纷一案为例,原告主张被告对其涉嫌诈骗的报道侵犯其名誉权,应对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构成损害结果、行为与损害因果关系及存在过错承担证明责任。被告的报道是否真实成为判断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焦点。原告主张其未受到过任何刑事处罚,由于“未受刑事处罚”属于消极事实,原告不可能对其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被告应对其报道真实、客观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提供了由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说明,证明其新闻来源的真实可靠,完成了对其主张的证明,且报道中未使用侮辱、贬损原告人格的语言,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不存在过错,驳回原告诉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审判实践中多见的由媒体证明报道真实、客观的情形,实非证明责任的倒置,也非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而是法官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主张及举证,对待证事实真伪进行心证的过程,仍然遵循了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规则。

三、新闻侵权诉讼中的典型抗辩事由分析

新闻侵权抗辩,是指新闻媒体作为被告对原告的新闻侵权诉讼请求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者不完全成立的主张。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则是新闻侵权抗辩的特定的具体事实。

虽然新闻侵权从性质上仍然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其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相比仍有其明显的特点。新闻侵权是基于媒体的言论传播活动而发生,其本质是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时对人格权构成了侵害。但是,从媒体的职责功能来看,其承担着表达自由的使命和特定的社会职责,保障着普通民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发挥。因此,在考虑新闻侵权抗辩事由时,核心问题就在于平衡媒体的新闻自由(表达自由)与民事主体的人格权保护。

关于新闻侵权抗辩的事由,诸多学者作了深入研究,将其定型化、具体化,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作了分类阐述。从朝阳法院近20年来受理的新闻侵权案件来看,媒体采用的抗辩事由或者法院采纳的抗辩事由主要有:基本真实;公正评论;公众人物;权威来源 ;转载 。限于本文篇幅、考虑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需要,着重分析基本真实、公正评论、公众人物这三项典型抗辩事由。

(一)如何理解“基本真实”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究竟什么是“基本真实”?涉及到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新闻真实三个概念。

客观真实,是指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事物和状态;法律真实,指的是以法律能够认定的证据为基础,为法律和司法实践所能认可的真实;新闻真实,是新闻业者根据新闻规律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状态。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时效性,这决定了媒体在最重要特点之一是时效性,这决定了媒体在采写一个报道时所能使用的时间是有限的,有时候这种报道甚至是非常急迫的。同时,媒体毕竟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有限,能采取的采访调查手段也有限,并不可能对一项报道涉及的全部事实逐一核实。如果要求媒体在了解核实一切情况后再发表报道,新闻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根据新闻报道工作的特性,媒体只要清楚地载明信息的来源、忠实地反映信息的原貌,就足以证明它尽到了注意的义务,实现了新闻真实。

法律真实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其是案件中通过证据材料所能够证明的事实,其不能保证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能够完全还原客观事实。新闻真实作为一种抗辩事由来说,实际上是指当新闻侵权案件中显示的法律真实能够证明媒体报道符合新闻真实的标准时,媒体不应构成新闻侵权。因此,在新闻侵权案件中,新闻真实是媒体通过提供证据可以达到且应当达到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不应成为也无法成为新闻侵权案件中媒体的证明标准。司法解释中所谓的“基本真实”应当是指新闻真实。

新闻真实的标准是合理相信。合理相信的条件是:(1)新闻媒体揭示的事实的主要经过、主要内容和客观后果基本属实,不是虚构、传言或者谣言等,在主要问题上不存在虚伪不实;(2)新闻媒体确有证据证明,可以合理相信事实是真实的;(3)媒体进行的报道和批评具有善良目的,不具有侵害他人人格权的恶意和重大过失。

新闻真实的标准还应是阶段真实。新闻的特性在于往往只能反映事实发展的某一即时状态和局部状态。当新闻报道发表之后,客观事实却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本身无可指责。因为报道者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可能超越客观事件的进程。因此,阶段性事实与最终结论不符,只是事件本身发生转折从而认识发生变化的反映,有关报道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中仍应当是真实的。如果构成阶段性真实,又有后续报道构成完整事实,则符合新闻真实的标准,不应认定构成新闻侵权。

一般来说,基本真实的抗辩适用范围限定于新闻侵犯名誉权的“诽谤”情况。在很多新闻侵权案件中并不能适用基本真实作为抗辩。第一,侮辱人格的侵犯名誉权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第二、侵害隐私权案件。隐私的基本属性即是真实。报道越真实对于隐私的侵犯程度越严重。 第三,侵害信用权案件。信用权具有特殊性,在涉及他人信用权的新闻报道中,即使事实是真实的,也可能构成侵害信用权。

在朝阳法院2002年之前的判决中,普遍存在如下情况:认定媒体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但在本院认为部分有类似内容:被告在今后的报道中应加强管理,注重语言的严谨使用,严格履行新闻监督职责,避免纠纷发生。而在之后的判决中,基本是说明:内容、文字虽有欠妥,但不影响报道的真实,不构成侵权。从判决的态度来看,对于新闻侵权案件的裁判态度日益坚定,“新闻真实”的观点逐步被接受。比如,张某诉《京华时报》社名誉权纠纷案中, 朝阳法院认为被告的新闻报道在公安机关作出认定之前已经产生,且其所承载的是新闻真实,不是客观真实,因此只要被告的报道是属于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有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作支撑,即为合法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是社会公众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合法的新闻报道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由上述案例可见,“新闻真实”的概念已被司法实践所应用。且在该案审判中,已经强调了合理相信与阶段真实。

(二)如何理解“公正评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规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不能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

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如何掌握批评、评论的界限,即涉及到如何理解“公正评论”。

一般认为,“言论”可以区分为对事实的陈述和对意见的陈述(即所谓的“评论”),或者也可以区分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对事实的陈述是作者对已经发生的客观事情所作的描述,其有一个“真实与否”的问题。而对意见的陈述是作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意义、价值等的主观评价,不存在真实不真实的问题。新闻评论即是指新闻媒介依据一定的新闻事实所发表的论说性意见,它是一个人从主观出发对已经确认的事实作出的价值判断。

之所以“公正评论”成为新闻侵权的重要抗辩事由,其理论基础在于:法律不过问意见的是非对错。事实判断就是这件事有还是没有、是真是假,价值判断就是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事实是客观的,意见是主观的。事实只有一个,意见往往众说纷纭,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有对有错,有此有彼,判断很难。法律制裁的是诽谤,是散布虚假事实来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法律不能判断不同意见的是是非非,这只能通过自由讨论来达成共识,通过“意见市场”的竞争来实现。如果把不正确的意见等同于侵权,那就可能连正确的意见也会受到压制。

如何确定言论构成“公正评论”,一般设定四个条件限制:一、评论的事项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二、有可靠的事实来源;三、立场基本公正;四、没有恶意。

在司法实践中,“公正评论”免责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至于“公正评论”应当具备的条件,对于评论须公正;评论须出于社会和公共利益目的,没有侵权的故意这些条件并不存在分歧,存在较大分歧的是评论所基于的事实被证实系虚假,评论者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问题。有观点认为,评论所涉及的事实如果虚假,评论就没有依据,就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内容基本属实”的条件,不应认定构成公正评论,评论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有观点认为,评论者不同于事实的传播者,他只是采集了他们所发现或传播的事实,如果评论者并不知道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或者没有理由知晓事实是虚假的,即使事实真的是虚假的,也不应负责。如果要求评论者必须首先调查事实的真假之后才能发表评论,就可能压制评论,最终影响表达自由。例如,报纸报道北方某城市一单位发生责任事故,南方一位读者想写一篇评论批评这种现象,如果法律要求评论者所依据的事实必须属实,则评论者考虑到调查核实的成本而不得不放弃,或者评论者根本不可能有能力进行调查核实而被迫放弃。当然,如果评论者明知或者有足够的理由知道他人所传播的事实是虚假的,仍然加以转述和评论,那么评论者实际上等同于一个虚假事实的传播者,他应当为他所传播的事实负责。我们认为,根据保护言论自由的需要及新闻评论的特性,后一种观点值得赞同。

从朝阳法院审判实践来看,一直注重对评论自由的保护,即便评论语言带有情绪,稍有过激,亦认为属于正常评论范畴,不应认定构成侵权。比如,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诉吴祖光名誉权纠纷案中,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吴祖光评论文章《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等是在读了《红颜一怒为自尊》之后的随感,是从不同角度对国贸中心不尊重顾客的行为所进行的批评,属正当舆论监督范畴。吴祖光对《红颜一怒为自尊》所叙述情况是否真实无需举证。因此,驳回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诉讼请求。再如,闫某诉法制日报社、北京法之光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之光公司)、姜明安名誉权纠纷案中,朝阳法院认为:法制日报社及法之光公司刊登和转载《冀药收回》一文,虽然某些方面不够准确,但新闻源多数表现为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客观真实,不构成侵权。姜明安作为法学专家学者,《诉权》一文系其就河北冀南制药厂破产清算事件及引发的行政诉讼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所发表的学术评论和个人意见,该评论意见是否正确,非名誉权纠纷案件中审判机关应当审查的范畴,评论内容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仍应以评论内容是否真实,是否侮辱、诽谤他人名誉或人格为标准。 由上述案例可见,朝阳法院的审判对于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评论)适用的规则有所区分;在夹杂事实与评论的情况下,注意根据全文内容及文章背景进行综合判断,在价值导向上一直较为注重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构成公正评论的情况下,未判决媒体承担责任。但是,从裁判文书体现的内容来看,对于如何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评论)、如何界定言论构成“公正评论”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明确意识与标准。

(三)如何理解“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或称“公众人物”)理论在理论界一直作为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之一得到极大关注。学者一致强调,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当将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予以区分,对公众人物起诉的案件适用特殊规则予以处理。但是对于公众人物的界定以及媒体利用“公众人物”作为抗辩的条件的认识,仍存在分歧。公众人物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判例。公众人物大致分为三类:公共官员、完全意义上的公众人物和有限意义上的公众人物。前者是指因从事具有强大权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工作而被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比如社会知名人士;后者是指那些将自己推到公共争议之前,并试图影响公众意见的人。 在我国,对于公众人物的范围存在不同理解,但一般而言,公众人物范围包括官员和名人。

对于如何适用“公众人物”抗辩,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应当适用“实际恶意原则”。“实际恶意原则”是指禁止政府官员因指向他的公务行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而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实有恶意,即被告知道陈述为虚假而故意为之或者玩忽放任,根本不在乎真假与否。很多学者主张适用“实际恶意原则”。如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课题组(徐迅等)在建议稿中建议:人民法院在审理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权诉讼时,只要内容涉及公共利益,被告没有主观恶意,对于公众人物提出的侵权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有学者认为,我国没有必要采用美国实际恶意原则,但是应当考虑对正当的舆论监督予以政策性的倾斜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公众人物的抗辩是否采纳存在不同认识。 有对该抗辩事由予以认同的观点,亦有不予认同的观点。但公众人物概念,主要是被用来说明新闻关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至于“实际恶意原则”,法院裁判从未采纳过这样的标准或者隐含使用该原则。法院通常以公众人物对“轻微损害”应当“容忍和理解”、“宽容”、“忍受”来形容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限制尺度。这样实际恶意的主观归责原则就变成了“轻微损害”的客观归责原则。这种“轻微损害”主要是指在基本真实的前提下,针对公众人物那些涉及公共利益事项的激烈评论和披露公众人物涉及公共利益的私人情况。因此,公众人物抗辩目前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在于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正当的媒介批评和公民批评提供一定的支持。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在其他条文中,也未对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的起诉予以限制。在朝阳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尚无政府官员起诉媒体名誉侵权的案例,其他名人起诉的案例则相对较多。但在名人起诉的案例中,部分被告提出了公众人物抗辩,朝阳法院裁判也使用了公众人物的概念,但根据案情,尚无使用“公众人物”理论对原告进行限制,认定被告免责的案例。比如,在臧天朔诉北京网蛙数字音乐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网蛙公司)和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网易公司)人格权、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中,朝阳法院认为:原告臧天朔作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手,属社会关注的公众人物,但其仍是社会中的一般自然人,享有的合法权益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告网蛙公司和网易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未告知原告臧天朔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擅自将原告臧天朔列为“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的候选人之一,在“评丑”的前提下,还加配了涉及原告臧天朔人身的调侃性文字,让网民发表评选意见,并根据网民的选票,最终给原告臧天朔冠以了“国内歌坛十大丑星第三名”的称谓。原告臧天朔因此受到他人无端干扰,产生不安和痛苦,已经超越了其作为公众人物的正常承载范畴,属正常的内心感受。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臧天朔作为社会一般人的应受尊重的权利,构成了对原告臧天朔人格尊严的侵害。 从上述案例可见,审判实践中,对于公众人物与普通人应当有适当区分已有一定认识。

四、结语

通过对朝阳法院近20年新闻侵权案件审理情况的分析,我们感到,相关立法的不完善包括侵权责任法未规定新闻侵权,的确给我们的审判实践带来的一定的困难。

一方面,抗辩事由具体化、体系化规范的缺失,构成要件的缺陷,使得法官在某种程度上“无奈的”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客观上会影响裁判统一,削弱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在新闻侵权种类不断增多、内容愈发复杂的情况下,法院能否在案件审理中能动的运用司法权,使得司法行为能在利益调节、价值导向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都是我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本文虽然对朝阳法院近20年涉及的新闻侵权案件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和分析,但是由于时间、能力有限,分析不免挂一漏万。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对鲜活的司法实践的研究,与现有的理论成果相结合,是人民法院研究最为有效的一条途径。希望我们的成果能够对新闻侵权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尽一些绵力,也希望我们能和理论界、媒体界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新闻媒体行业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双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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